2007-12-3 16:33:30
发布：科基会
媒体：原创 作者：程新国
程新国
1930年10月25日是中国科学社成立15周年纪念日，上海、杭州、苏州、沈阳、北平、广州等地社友会举行社庆活动，社友们齐声唱起了由赵元任谱曲的中国科学社社歌：
我们不崇拜自然，他是个刁钻古怪。我们要捶他煮他，要使他听我们指派。我们叫电气推车，我们叫以太送信——把自然的秘密揭开，好叫他服事我们人。我们唱天行有常，我们唱致知无穷。不怕他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1]。
你大概想不到，这首歌的歌词会出自倡导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大思想家”胡适之手。可是，胡适为何会为中国科学社写作社歌呢？个中缘由，还要从他留学美国说起。
科学启蒙的一份子
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自幼聪慧过人，3岁多即识字七百余。后到上海求学，就读于梅溪学堂、澄衷学堂和中国公学，曾任《竞业旬报》主编，发表了大量文章。1908年，不满17岁的胡适就担任了中国新公学的英文教师。1910年8月，胡适赴美官费留学，初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由于对农学无甚兴趣，转入文理学院。1911年，胡适听说任鸿隽和杨铨（杨杏佛）两人将以“稽勋留学生”的身份赴美留学，就竭力邀请二人到康奈尔来。胡适与任、杨二君是多年的同窗好友。在中国公学，胡适与任鸿隽同班；杨杏佛虽然入校较他们为晚，但高年级的胡适却兼任过杨杏佛这个班的英语课教师，说起来还有点师生之谊。胡适赴美留学后，一直与任、杨保持着联系。而胡适每每去信，就大谈康奈尔大学的种种好处，所以任鸿隽说：“康校在美国，固以擅长科学著称，且是时胡君适之已先在此校，时时绳康校风景之美相劝诱，吾等遂决计就之。”[2]
任、杨到康奈尔大学后，不久就与赵元任、胡明复、秉志、周仁、过探先等人创办了《科学》杂志，发起组织了中国科学社。胡适虽不是发起人，但却是最早的社员和《科学》积极的撰稿者，当年他还全文辑录下“科学社招股章程”，并载入纪念胡明复的文章中，可见他同该社的亲密关系了。
1915年9月，胡适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哲学家杜威（Ｊ. Ｄewey），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从1916年2月起，胡适与陈独秀、朱经农、梅光迪、任鸿隽、杨杏佛等讨论文学革命问题，并作白话诗，这是我国白话文运动之始。
受胡适影响，科学社的同仁们多数也写起了白话诗。毕业后去哈佛深造的胡明复、赵元任曾先后患盲肠炎，胡适就寄去一首诗安慰道：“前年胡达肚破，今年‘先生’该割，莫怪胡适无礼，嘴里夹七夹八，更望病早早好，阿弥陀佛菩萨。”胡明复也回他一首道：“纽约城里，有个胡适，白话连篇，成啥样式！”[3]
这年的11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分别在《留学生季报》和《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引起强烈反响，把新文学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1917年7月胡适回国，旋被蔡元培、陈独秀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宣传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而白话文的普及，不仅对新文学是巨大的推动，对科学普及也同样是帮助极大。
“科学派”的幕后主将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使科学主义思潮得到了很大发展，而作为倡导者的陈独秀、胡适，更是对科学备加推崇与提倡。在他们看来，科学不仅是指导人们认识宇宙人生、健全思维的新文化新知识的框架，而且是反对封建旧文化旧思想的最重要的旗帜和武器。正如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这个名词就是‘科学’。”而1923年爆发的那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也是以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大获全胜而告终。
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对科学主义“科学万能”的思想倾向提出批评。这篇演讲词随之发表于《清华周刊》第272期。张君劢开宗明义指出，科学与人生观是根本不同的，“科学之中，有一定之原理原则，而此原理原则，皆有证据”；然而“同为人生，因彼此观察点不同，而意见各异，故天下古今之最不统一者，莫若人生观”。张君劢总结道：“人生观之特点所在，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这一切，都是与科学的特点截然不同的。
胡适、丁文江都不赞同他的观点，认为“科学不能支配人生，则科学复有何用？”于是，丁文江在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上发表了“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的长文，论战由此而起。丁文江把张君劢的人生观哲学斥为“玄学”，称张君劢“玄学鬼附身”，驳斥张君劢道：“人生观要求是非真伪，除去科学方法，还有什么方法？”又从五个方面指出张君劢的“人生观”“决逃不出科学的范围”。譬如：凡不可以用论理学批评研究的，不是真知识；科学的材料原都是心理的现象，若是你所说的现象是真的，决逃不出科学的范围；科学未尝不注重个性直觉，但是科学所承认的个性直觉，是根据于经验的暗示，是从活的经验里涌出来的[4]。
当时，“科学派”的代表，前台是丁文江，而后台则是胡适。不过，后来胡适也到了前台，也在《努力周报》上写了篇《孙行者与张君劢》的文章，声援丁文江。文中胡适找出张君劢观点中的几处漏洞，用逻辑分析加以质疑，并不客气地说：“我的朋友张君劢先生近来对科学家的‘跋扈’，很有些生气，说‘赛先生’你有多大的手心，敢用‘罗辑先生’来网罗‘我’，他一个筋斗翻了十万八千里，可是，还是没翻出‘赛先生’的手心。”其实，胡适比张君劢几乎早一年的时间（1922年3月25日）就在北京的政法专门学校做过“科学的人生观”的讲演。严格地说，“科玄之争”的序幕正是胡适的那次讲演拉开的[5]。
论战一直到1924年年底基本结束，历时将近两年之久，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深远影响。之后，学术界将胡适、丁文江代表的这一派称之为“科学派”。在其后的历史时期内，以胡适、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仍然坚持其传统的科学启蒙思想，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任鸿隽、傅斯年、陶孟和、李四光、陈衡哲、钱玄同、陈西滢等，他们在中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初创阶段都做出过重要贡献。
同任鸿隽一样，胡适也十分重视文化的科学性，或者说，意在构建一种新的科学文化。胡适对自己的学术生涯有一个整体评价，说他这一辈子都是围绕着“方法”打转转。这也正如美籍学者余英时先生所指出的：胡适把一切学术思想以至整个文化都化约为方法，一部西方哲学史在他的理解中仍然是哲学方法变迁的历史。他所最重视的“民主”与“科学”也还是可以约化为方法。故他在晚年的一篇残稿中说：“科学本身只是一个方法，一个态度，一种精神。”
同时，胡适还希望通过中西文化的交流，来打掉中国文化的惰性和暮气。1935年新年，他在交给天津《大公报》的《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一文中说：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禁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的，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扬光大的。
这一段文字，可以看出胡适对建立一个新的科学文化体系的殷殷之心。
以发展科学为己任
胡适对科学的支持与贡献，还体现在他在中基会和中英庚款委员会所发挥的特殊作用上。
1924年，经过美国朝野的呼吁，退还了其余的庚款余额。为此两国商定，成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专门从事这笔退款的经营、管理和使用。这个董事会具有权威性，由15人组成，10名中国人，5名为美国人，美国人中有熟悉中国教育和科学事业的顾临和司徒雷登，中国董事中则有胡适、郭秉文、丁文江、赵元任等科教界人士。
中华基金会成立时，正面临国内政局不稳、军阀混战、各大学和科研单位经费匮乏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基会采取了较分散而又有重点地支持一批单位，使一批原来有研究力量又较有工作基础的国立或私立大学和研究机构能较顺利地开展工作。同时，给一大批研究人员以有力的资金支持。对任鸿隽制定的这一方针，胡适给予了有力的支持，通过他们的共同努力，这笔退款对发展中国的科教事业发挥了很大作用。
1926年初，胡适又以委员身份赴英国参加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会议，对中英庚款的合理解决即用于中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发挥了积极作用。5月间，他先回到上海，在沪西极司菲尔路49号（今万航渡路320弄内），租下了一幢混合结构的三层楼住宅，之后接家人来上海居住。这幢住宅，楼下是客厅、餐厅、厨房和卫生间，楼上大间是胡适和夫人江冬秀的卧室，旁侧小间是两个公子胡祖望、胡思杜的房间，另一侧是胡适的书房。1927年5月，胡适从国外归来，国民军在北伐，北方已不能去，遂在上海任教，先担任光华大学教授，1928年4月就任中国公学校长。在上海期间，胡适还与梁实秋、徐志摩、王造时等人创办《新月》杂志，鼓吹民主与法制，因写下了振聋发聩的《人权与约法》等文章，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迫害，但他并不退缩，在科学与民主这两方面同时作战，故史学家们评说，这一时期是胡适人生最光彩的时期。
在蔡元培先生创办中央研究院的过程中，胡适也尽了自己的一份力。1928年6月，身兼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司法部部长的蔡元培，因行政工作屡屡受制于人，身心疲备。在大学院的一次会议上，他虽感叹社会的复杂，但仍表示要与如此复杂的社会相周旋。胡适得知后，从上海写信给在南京的蔡元培先生，表明了他的观点：“先生总期于权力所能及而才力所能办者，切实做去，使有一点成绩，似宜集中于几件道地的教育事业，用全力做去。至于司法部之事，外间皆谓先生代人受过，似可以及早辞掉。”
蔡元培接受了胡适的意见，从官场上脱开身来，全力以赴投入中央研究院的创建。胡适也以其在学术上的成就被聘为中央研究院的筹备委员，参与了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筹建。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后，他被聘为研究员。1935年6月，中央研究院成立评议会，胡适为第一届评议会评议员，同年，胡适还当选为中国科学社理事，是该社历史上唯一当选为理事的社会科学家。1948年，胡适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任鸿隽夫妇的知音
胡适之所以如此热衷于科学事业，这与他同任鸿隽、陈衡哲夫妇的深厚友情是分不开的。早在1916年，他们之间就有一段以诗会友的佳话。该年，《留美学生季报》的主笔任鸿隽，收到美国瓦沙女子大学中国留学生陈衡哲的《月》、《风》两首五绝诗——初月曳轻云，笑隐寒林里；不知好容光，已映清溪水。（《月》） 夜间闻敲窗，起视月如水；万叶正乱飞，鸣飙落松子。（《风》）阅后，任鸿隽大为赞赏，故又把诗抄寄给好友胡适，令猜出自何人手笔。11月17日，胡适收到后，将诗抄录在日记中，并写道：“两诗绝妙！《风》诗我三人（任、杨及我）若用气力尚能为之；《月》诗则绝非我辈寻常蹊径……足下有此情思，无此聪明；杏佛有此聪明，无此细腻……以适之逻辑度之，此新诗人其陈女士乎？此两诗皆得力于摩诘，摩诘长处在诗中有画，此两诗皆有画意也。”[6]
胡适猜中了诗作者，也赞赏作者的才华，也与陈衡哲通起信来，半年中竟通了四十余封信，后来他把自己创作的首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归之为“我们三个朋友”（他与任、陈）共同作用的结果。
回国后，他们三人依然情同手足。1929年春天，胡适利用寒假离沪北上，到了北京。这时，陈、任因工作原因住在北京。胡适在北京逗留五周，三周住在陈、任家，两周住在丁文江家。久别重逢，世事沧桑，好友聚在一起，自然有说不尽的欢乐。
胡适同任鸿隽、陈衡哲夫妇的友情，促使作为哲学和史学家的胡适，与科学界始终保持密切关系，不论是对中国科学社，还是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胡适与任鸿隽都能密切合作，而且，胡适屡屡为任鸿隽化解矛盾，这也是对推进科学工作的直接支持。
譬如，1935年，丁文江对任鸿隽在北京为自己建造“干事长住宅”很有意见，并写信加以质问，任鸿隽很难自辩。是胡适出来平息了矛盾，他写信给丁文江说：“你最不公道的是责备干事处用钱太费。这个机关现在管理的款项已达二千万元之多，比得上一个中等的银行。用的经常费用，无论依什么标准，都不能算多。至于你斤斤争的干事长住宅一事，我更感觉诧异。一个负有管理二千万元的财务责任的机关，对于它的职员稍加优待和体恤，不应该是失策。教会学校尚为他们的教职员营造宿舍，燕京大学至今如此，并且有医药费。”
再如，陶孟和对中基会社会调查所与中研院社科所合并一事非常不满，认为任鸿隽处事不公，重自然科学，轻社会科学，并说任鸿隽“想把社会所逐出中基会，已非一日”。这时，仍是胡适出面作了调解。他在与陶孟和的书信往来中表示，将两个社会所合并非任鸿隽的意思，而且，两所合并无论在经费上还是在学科研究及资料共享上都是大有裨益的。经他做工作两家研究所顺利完成合并[7]。
教育与科学并重
同时，胡适又是个教育救国论者，但他不尚空谈，强调教育的基础作用，对学生而言，应该先把自己造就成救国所需之才，而后才能谈救国。学生的救国方式便是把自己由人才的预备转变成有用的人才，而并不是放弃宝贵的学习机会去直接从事救国运动，那不但不是救国，反而是误国。
胡适还认为，高等教育应该以学术研究为中心，应该是创造新学术的园地，主张“大学教育应该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发展”，“凡能训练研究工作人才的，凡有教授与研究生做独立的科学研究的，才是真正的大学”。从这样的认识出发，胡适特别推崇美国的霍普金斯大学，该校正是以卓越的学术研究闻名。胡适回国后，就力图以该校为模板，积极主张把大学办成科学研究的中心。1917年11月至12月间，他在北京大学创办了第一个科学研究所——哲学研究所。在蔡元培支持下，到1918年，北京大学的文、理、法三科都成立了研究所，研究生数量达到140余人，北大开始走上了发展学术研究的快车道，后来的北平研究院就是以老北大各系科的研究部门为基础组合而成的。
1928年4月30日，胡适接替何鲁担任中国公学校长，将一个因闹风潮而无法维系的高校带上了蓬勃发展的新路。该校原有文、商、法、理四院，17个系，学生仅300余人。在经费、人才都不敷用的情况下，胡适便加以撤并，建2院7个系，文理两院并为文理学院，将文科与理科打通，使学理科的有文科之修养，学文科的有数理科学之训练。这种做法实际上是移植了美国的通才教育的方法。将法商两院改为社会科学院，并扩充了社会学、政治学系。
胡适是个实验主义者，因此他总希望学生在学业上和学问上能继续不断地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如此知识方能进步。对学生的课外各种活动，如各种学术研究会和讲演会，他都积极鼓励，有时亦参加讲演竞赛作裁判员。胡适常引以自豪的，是中国两位大科学家，均为他在中国公学时期所教的学生。一位是饶毓泰，在中国新公学时为他英文班上的学生；一位是吴健雄女士，1929年考入中国公学，在他班上听课。
当年，吴健雄以最佳成绩由苏州女师毕业，获准保送中央大学。但照规定，念师范的保送上大学得先教书，服务一年，所以她并不能马上到南京上学。由于当时“教书”的规定并不十分严格，她便进了中国公学，并成了校长兼教授胡适的学生，听他讲授“清朝三百年思想史”课程。一次考试之后，胡适改完卷子兴奋地对同在公学执教的杨鸿烈、马君武说：“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学生，对清朝三百年思想史阐述的这么透彻，我打了一个一百分。”杨、马二人闻言，也说班上有个学生总得一百分。三人分别把这个学生的名字写了下来，拿出来一看，居然都是“吴健雄”。三位老师开怀大笑道：“怪不得她能保送进中大呢!”次年，吴健雄进了中大，在中大她又结识了农学院刚刚毕业留校的助教曹诚英。曹是胡适表妹，知道胡适喜欢这位学生。以后胡适来了，曹诚英总要打电话把吴健雄叫来“聚餐”。每次胡适都海阔天空地同她们聊上半天，胡适的思想、观点、学识、阅历，愈发给吴健雄留下了深刻的启发和印象。吴健雄毕业后进了中央研究院物理所，后去美国继续深造。
对这两位学生，胡适晚年还津津乐道，他在一次酒会上说：我对物理学是一窍不通，却有两个学生是名满天下的物理家。一位是当年北大物理学系主任饶毓泰，一位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算起该是“四代”了。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的，也是值得自豪的[8]。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适于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抗战胜利后，又于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去美国，后去台湾。1957年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领导了台湾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重建工作。1962年，胡适在台湾突发心脏病去世，身后留下了“但开风气不为师”的美名。
（本文作者为上海《文汇报》编辑。）
[1] 张树铮. 遥遥长路——赵元任.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 35.
[2] 樊洪业等. 任鸿隽文存.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 682.
[3] 胡适. 胡适文存（卷9）. 亚东图书馆，1930.
[4] 丁文江. 努力周报，1923,4:12.
[5] 胡明. 胡适思想与中国文化.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8:59.
[6] 夏志清: 胡适的爱情//沈卫威. 关于胡适. 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0.
[7] 耿云志. 胡适评传.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8] 杨亮功. 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涯. 台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0.
关键词： 胡适 科学 教育 中国科学社
